聯姻前的“離婚合同”-成功之鑰

萬科為吸引投資項目，開始在美國的《時代》《讀者文摘》等英文刊物上登招商廣告。美國富蘭克林鑄幣公司看到英文廣告，同萬科取得聯系。
　　
　　通過富蘭克林鑄幣公司的宣傳冊，我感覺到這是一家專業性很強的金屬、陶瓷禮品制造公司，一般香港的來料加工廠同其生產的規模相比，不可同日而語。我感到，這個合作機會是個“金娃娃”，要抱住不放。
　　
　　最先同萬科接觸的是位名為Peter的香港人，兩個星期后對方換了個美籍德國人。一個月之后繼續談判，又換了一位美籍日裔小個子的陌生面孔。一個星期后，一位律師又接過手，美籍猶太人。簽合同時，真正的老板，一位美籍愛爾蘭人才出現。
　　
　　開始，我沒太注意富蘭克林的談判代表的變換情況。隨著談判的深入，我才開始理解頻繁更換談判人員的含義。談判代表的選派是根據流水作業法來制定的，有規律可循：首先來的香港人，是一位中國大陸通，負責對萬科能力及潛力的評估；德國人來談工藝流程設計，產品組裝的工序環節卡到以“秒”為單位；日裔小個子是位工藝產品成本控制師，計算每件產品加工費的最經濟支出；猶太律師來了，不是談怎么保障合同執行，而是探討終止合同時的雙方義務和責任的詳細條款———甚至包括廠房內的一扇玻璃更換后，結束合作時這扇玻璃窗是否恢復到原狀這樣的細節。
　　
　　談判終于結束。簽合同時，發現一摞合同文本比招股說明書還厚。負責起草的是美國一家法律事務駐香港公司，僅律師費一項，富蘭克林就支付了300萬港幣。我心想：花這么多錢調查萬科，還不如把錢直接給萬科，能做多少事啊！
　　
　　此時我才體會到：同富蘭克林合作，賺錢固然重要，但從方法論上，學習對方的人才組合、嚴謹的工作方式、強調效率的做法、尊重法律的商業精神更具有價值。
　　
　　從此，萬科與合作伙伴簽署的合作文本也變得厚了起來。
　　
　　“你們的合作手續是不是太煩瑣了？”許多合作者不理解。最不理解的還是合作文本中的“離婚”條款。對方沒有我們這樣的經歷，很生氣：還沒開始合作呢，怎么就開始考慮分手的事？什么意思啊？太像猶太人了。
　　
　　在和富蘭克林合作的過程，也是萬科進一步學習國際化，學習嚴謹的思維方式和規范化工作方法的過程。